社區大學與現階段的社會改革

壹、一個台灣社會改革歷史的回顧

毋庸置疑地，社區大學從籌備的階段開始，就已明確地許身給了台灣的社會改革運動。做為台灣各種社會改革運動的一環，她既吸納了長期以來各種運動的理念與理想性格，也嘗試著回應現階段社會改革的獨特需要。

一個社會的內部改革，需要從行政、立法、司法、教育與民間組織的再造等多面向、多層次的角度同時切入，才能夠發揮相輔相成、貫通斷層的具體成效。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社會的現實展現出不同的瓶頸與槓桿作用點，也使得運動焦點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移轉。

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在邁向解嚴、開放黨禁、進軍立法院、執政等階段性目標的過程，也因為執政所需要的妥協，而模糊掉她原初的理想性格，同時拉開了社運人士和政黨的距離。這個必然的現實，既不讓人驚訝，也不需要遺憾。政黨與民間部門之間，原本就處於暨合縱又連橫的複雜辯證關係之中：良性的政黨政治可以促進民間部門的發展，而強大的民間部門則反過來監督政黨政治往良性發展；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民間部門的監督，政黨政治注定會淪為分贓制度。因此，政黨輪替的實現，只意味著民間運動的階段性轉型或開展，而不是結束。

八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種街頭運動，多少反映了運動團體對前述辯證關係的體認，以及政黨與民間部門多元性辯證關係的開始。不容置疑地，各個運動團體在過去二十年來的努力，也確實為教改、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社會問題建立了議題的正當性，並從而催生了許多力量薄弱的民間組織。

街頭運動可以集中屈居少數的力量，有效地突破惡質體制力量的封鎖。但是，隨著台灣各種社會議題的多元化，以及不同政治團體的吸納作用，每一個運動團體可以分配到的資源愈來愈少。面對這個困境，擴大社會改革運動的資源總供給量是唯一的對策。不幸的是，街頭運動只能被動地利用危機時刻的特定議題來召喚支持者，而議題一過支持者又往往四散無蹤，難以持續地耕耘壯大。

為了以持續的議題，從事長期的耕耘與組織，從而不斷擴大民間部門的力量，九0年代開始，部分社運人士走入工會與農會組織，而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則加入了社區總體營造。表面上，大部分的體制外抗爭都多少參與了體制內的運作，或者借用了體制內的經費支援；實際上，這絕不意味著運動團體被體制同化。

理念純度的堅持，實際上成全的是個人主義的浪漫性格，社會的受益有限。更苛刻地說，一個只有菁英與秀異份子才能堅持到底的運動訴求，註定只是成全少數人的心願，而與現實社會的改革關係疏遠。尤其在市場經濟邏輯急遽膨脹的時代裏，運動更加必須是一種現實世界裡的輸贏，她講求的不是行事風格純度，而是具體向最終運動目標挺進的速度與距離。而這個向最終運動目標挺進的速度與距離，取決於社會總體改革力量向底部擴大的速度與幅度。

假如我們既不想犧牲運動理念的最終訴求，又不想淪為少數人相互取暖的友情運動，唯一的出路，就是擴大運動縱深方向的層次性，進入不同運動層次訴求的多角化經營，以便在不忘初衷的前提下，持續地向下紮根，擴大底盤。美濃以文建會的案子擴大群眾參與面，並以體制內的經營支援體制外的反水庫；崔媽媽介入房屋仲介的市場，既用以擴大群眾基礎，也用以支持非營利性的社區運動。這兩個案例，值得我們深思。

貳、當前局勢時社會改革的逆潮

時序進入公元2000年，WTO即將以加速膨脹的市場經濟踐踏非市場部門的教育、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必須對等或超越地加速民間力量的擴張，以便抵敵沈淪的力量。但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裡，台灣的各個民間部門卻反而有難以為繼的衰頹感。

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受制於體制內的規範，所有經費必須以硬體建設或展演活動來驗收成果。因此，社區總體營造雖有助於社區組織的催生與壯大，但整個組織的運作內涵卻經常嚴重地遷就了成果展示的規範，沒有多少空間可以進行屬於價值的反省與人的再造。沒有內在的反省與創造，就沒有真實的文化，以致於所謂的成果展示，往往只是外來專家的「揠苗助長」。除此之外，興奮的展演過後，除了一份為故鄉驕傲的心情之外，往往不曾留下太多價值觀的轉化，來撐持久遠的改革動力。同樣地，其他路線的種動，如果不能深化到價值觀的變革，遲早都會面臨無以為繼的窘境。

運動能量的展示，是組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社區總體營造期待藉由組織動員達到價值再造的目標，這卻有實際上的困難。歐美經濟自由化的過程，都以社會結構的崩解做為代價：離婚率上升、結婚率下降、同居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家庭結構瓦解，其他政黨、社團等社會組織更加難以為繼。這些事實顯示：自由化會激化市場競爭，導致經營與管理文化往非人性化的方向發展，以致嚴峻地加重所有受薪階級的工作負擔。無可避免地，當一個人為工作耗竭心力後，他不但沒有多餘的心力照顧與職場無關的事物，連維繫家庭溫情的力氣都所剩無幾。在這種現實條件下，期待一個人以利他的動機參與公共事務，終究難以持久。

我們或許會期待：可以倚賴民進黨的執政，創造福利社會，徹底解決前述市場自由化對社會結構的凌虐。北歐確實曾經建立過高度福利化的社會。但是，在WTO的競爭壓力下，全球資金急速向社會福利制度不見健全的社會流動，以提高資金獲利率。在這種全球趨勢下，連德國都無法阻擋資金大量地向東歐及亞洲流竄，從而造成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更何況，蘇聯與中共的加入自由市場，更將使全球競爭進一步惡化。面對著這樣的現實，我們確實必要更積極地與執政的民進黨合作，加快台灣社會福利體系的建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必須以更強大的民間力量來支撐勉強執政的民進黨。而且，即使民間部門與政黨關係良好，我們仍然無法回避掉全球市場自由化即將帶給台灣社會的壓力。

面對台灣內外的新形勢，民間部門最終還是必須覺悟到：政黨政治生態的改善或許多少可以改善民間部門的外部工作條件，但是民間部門力量的擴大，絕大部份還是要靠民間部門自己的努力。面對台灣受薪階級未來職場壓力可能會更形惡劣的現實條件，我們必須要明確的對應策略。

參、社區大學對外界的邀約

回顧前面所論及的美濃、崔媽媽溫州家園等運動團體的多元化、多層次經營型態，整個社運團體界有必要再往下擴張出一個運動性格更溫和，對參與者所期望付出的心力更低，對參與者的利他心態也期望更低的運動層次，以便再進一步擴大運動領域的底盤。另一方面，在底盤擴大的過程，雖然可以降低運動動員的密度與能量，以遷就吸納新人的現實處境，卻不可以放棄運動所本的精神，甚至退化成溫馨團體。一個可能的折衷方案，就是以學位吸引運動警覺覺仍未被開發的潛在群眾，通過有系統的課程規劃，培養出學員的運動精神，以便作為其他社運團體的後備軍。

社區大學在籌備之初便以明確地標舉了許多的理想性訴求：改造社會的運動性格、宏觀而自省的視野、創造新的公民文化與價值觀、生活經驗理論知識的對話、扶助弱勢與促進階級交流、打破文憑的迷思、以及融入社區並凝聚社區等等。正因為她有豐富的理想性格，才使得社區大學吸引了許多人的關注。但是，也正因為他的訴求太多元化，使得社區大學內部工作人員不容易找到階段性的重點訴求，也使得社運團體很難給他定位和歸類。

我個人最期待的是：社區大學的工作者，各種社會運動團體，以及社會與政治改革者，可以把社區大學看做一個屬性上類似南方電子報一樣的開放性工作空間，大家都來參與籌辦、行政與授課的工作，一方面藉此擴散各個改革與運動團體的理念與經驗，一方面藉此培養所有改革與運動團體未來的生力軍。

假如這個願景是可以期待的，我們或許有機會以社區大學為共有的土地，散播開放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理念與經驗，並且為人力不足的各個民間團隊培養未來的生力軍。至於對參與的地方政府而言，社區大學的興辦對促進民間與政黨間的良性互動或許多少有點緩不濟急。但是，既然目前體制內的大學已經嚴重地淪為職業教育的場所，而空中大學的文化也非朝夕間可改，恐怕這個緩不濟急的社區大學，已經是目前現實條件允許下最有效地進行公民文化改革的方案了。

民進黨的入主總統府，意味著台灣歷史新的一頁；國民黨得票率的低落，彰顯著民眾對興革的急迫性期待。過去五十年來，世界在變，台灣的社會在變，台灣選民的期待也在變。不管是政黨、地方政府、地方議會或者民間部門的工作者，無法跟上這個大變化潮流的，註定要在這股洪流裡被沖刷到無人理會的角落裡。我們期待全台灣的公部門與民間團體，來參與社區大學，來參與這個屬於台灣的變革。

肆、社區大學與各民間團隊結盟的契機

在前面的議程裏，黃武雄教授再度勾勒了社區大學的核心精神與長程的理想。當然，這是一條遙遠而漫長的路。在西方社會發展史裏，從盧騷提出公民社會的概念雛形，到今天已經超過兩百年，期間經歷了革命、政黨政治體制的建立、60年代從藝術、族群、文化、兩性、社會發展目標的等多層次的全面性批判，到當代後現代文化批判裏對傳統價值與意義結構從根崛起的價值革命，以及德國社會學界對公民社會的再釐清，期間所涉及的社會改革層面，不論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非台灣社會已三兩代的人力所能完成。遠的不說，光是蔡傳暉教授在回顧文山社大發展過程時所提出的當前體制與發展策略的問題，都還需要我們在往後各種場合去思索因應之道。

在後續的分組討論裡，我們將進行五個主題的分組討論，它們分別是社區大學與教育改革、社區大學與文化創新、社區大學與社區營造、社區大學與社區重建、社區大學與原住民。藉著這五個主題分組討論，我們期望進一步匯整與會者的共識，釐清短期內社區大學如何朝這五個目標具體推進，另一方面，個人也期待能藉著這五個分組討論的過程，勾勒出社區大學與這五類既有民間團隊合作的可能性與具體策略。

教改團體目前台灣社會有相當可觀的顯性與潛在支持者。但是，目前在體制與法源上教改列車雖已開動，卻遭遇到教師再教育與家長的配合意願兩大難題。教師是比家長容易被組織的群體，而且有許多管道可以提供教師進修;但是師範體系的價值觀和公務員體系的終生就業保障，卻使許多教師對教改理念與實踐有很大的惰性和抗壓性。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還沒被動員的強大潛在能量就是家長會。可是，家長會要組織的起來，首先比須要克服裝家長本身的價值盲點。齊力教授已經在論文宣讀時明確地指出：家長既可以是體制的再生產者，也可以是體制的改革者，因此家長的再教育，是教育改革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一環。因此，如何與教改團體合作，利用社區大學的場域與教改團體的人力，在社區大學內對家長進行教育觀念的變革，會是一個十分值得我們在現階段深思的一個議題。

有趣的是，教育改革不僅可以作為社區大學與教改團體的合作介面，它也是社區營造的一個切入點。文建會過去的社區總體營造一直無法深入社區民眾的價值變革，主要是受限於它的操作議題和操作手法，已如前言。但是，子女教育一直是僅次於股票全民話題，而且只有藉著子女教育這個議題，才有機會誘引家長從教育的目標，去反省到弱勢的權利與人生的意義，並藉此切入進行價值的再反省與再批判。個人也曾利用學齡兒童「同儕關係」的發展需要與「社區學習環境」等議題，去激勵社區民眾鄰里互動，結果還比傳統文建會的空間議題更有效，流弊也更少。

社區大學會不會是現階段社區營造一個比較好的操作點？或者一個重要的輔助性操作工具？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理論上，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與者有機會藉著活動的過程產生意義的再造。但是過分注重展演的結果，參與者確實多半耗盡心力在進行事務性協商，而罕有人能真正反省到價值關的層面。假如可以去除展演活動的負擔，回社區工作的訴求先降低到家庭的營造(婚姻、兩性與親子關係)，再配合子女教育的需要，進一步踏出家門進行鄰里關係的再建構，這會不會讓社區成員更能參與？在這種已改善家庭內部生活為訴求的方式下所建構起來的鄰里關係，會不會是未來進行公領域議題營造最堅強的基礎？因此，社區大學有沒有機會成為社區工作者的夥伴，甚至通過社區大學將教改團體與社區工作者團體結合，共同來經營社區營造的改革面向?

在張捷隆主任即將報告的宜蘭經驗裡，儘管民進黨執政期間曾費心主導全縣的文化建設，並且也獲得了可觀的具體成果。但是，由於民間自發的力量不足，以致成果的維持相當艱難。劉守成競選縣長時，投票日前的政見已經向國民黨嚴重靠攏，幾乎看不到多少「綠色執政」的風昧。因此，社區工作團隊與文化工作者要如何與社區大學結合，來培植更多的社區與文化工作人才，將是個值得積極探討的議題。

在WTO即將來臨的時刻裡，個人尤其掛掛心農業與傳統產業的就業人口，以及原住民的處境。尤其集集大地震對處身於中投兩縣的這些弱勢團體與族群，又帶來了至今不知該如何癒和的創痛。因此，是否有可能由在地工作團隊主導，並由社區大學協助轉介各地人力，在災區與原住民部落裡設立短期進修課程，或者農業社區大學、原住民社區大學等，一方面協助災區社區的重建，一方面藉這個機會摸索出農業、傳統產業，以及原住民面對WTO的因應策略？我門期望「社區大學與社區重建」及「社區大學與原住民」這兩個議題裡，我們可集思廣益的找到一些具體可行的切入點。

伍、結論

台灣社會有多少問題，社區大學就有多少需要思考的議題。但是，如果沒有各個民間團體的參與和公部們的經費支持，社區大學以其既有人力成效將極其有限。自從社區大學設立以來，全國各地普遍表達了設立社區大學的興趣與意願。但是，既要讓社區大學維持改革所需要的品質，又要因應快速的建置擴張，不可以沒有各個民間團體的積極參與。我們不敢期望以下的分組討論可以就所有議題提出完備的議案，但我們十分期待分組即將來臨的精采發言，可以為社區大學與各個民間團體的結盟提供一個具有寬闊開展性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