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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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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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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黃武雄2008/1/10

一、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

    要回答這個問題, 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二、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推動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非常珍貴的社會力,可是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三、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

 

    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

 

    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

    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四、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

    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五、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六、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潜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此文改寫自2006.12.14宜蘭社大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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